华山论剑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华山的精神就是代表崇高的中国精神。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这个意思，论是与文有关系的，是文采；剑是侠士，这都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再加上好酒，比如陕西的名酒西凤酒代表了中国人的豪气，这些加在一起，表现了我们中国民族优雅的民族性，是中国的灵音。

香港是一座娇小的文化桥梁，有人说香港是一扇开放的窗户，可以任由吸收东南西北风，我说香港是一座娇小玲珑的文化基桥，中国通过它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它可以走向中国。说香港是娇小，是对地域人口而言，说香港玲珑，因为它是通透的，明确的，在内地被西方称作“铁幕”的年代，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桥梁的作用，这里说的“铁幕”，在实际意义上，不纯是指中国大陆，台湾在文化思想领域上，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大陆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也采取闭关政策，台湾的《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把来自对岸的文化以及香港的文化，视作洪流猛兽，香港在两岸之间起了纽带的作用，在那个年代，香港人成为两岸传递信息的中介。台湾的文化信息，是通过香港传到内地的，香港也把中国大陆的文化信息，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比如鲁迅、冰心、巴金、钱钟书等等的作品，从香港偷偷带到台湾，当年台湾当局如果要是知道是要坐牢的，这种情况一直到台湾1991年，解除了《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为止，《明报》以及《明报月刊》是1992年才能进台湾的。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柏杨先生曾经委托我主持当代中国大陆文学大赛，入选的作家包括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舒婷等等，使当代大陆作家开始登陆宝岛，这些稿件全部是通过香港由我中转的，因为内地还没有通邮，柏杨先生出版这本书也是有政治风险的，在这里，我要向已经去世的柏杨先生，他对两岸文学交流所做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香港除了是两岸文学交流的平台和桥梁，也是西方与中国大陆文学交流的平台和桥梁。香港在50年代到70年代，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因此，香港也可以说是国际文化的瞭望台。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物，文化类特别是文学艺术，其中当时香港出版了针对学生跟年轻人办的刊物，《中国学生周报》，当时是由美方津贴、友联出版社支持的，这个刊物介绍了大量西方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创办了20年。另一份与青少年相关的《青年乐园》是它60年代创办的，有中方背景，它当时介绍了一大批继承新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家，比如舒巷城、海辛等等，此外，针对文学爱好者的刊物还有《戏剧文艺》、《海洋文艺》、《海关文艺》等等。当时销于香港的台湾为背景的刊物有林海音主编的《纯文学》，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还有一些民间的文艺刊物，这些刊物对香港，特别对海峡两岸，都起了一个文化文学交流的作用。香港当时的中资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中国大陆文化作家的作品，当年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以及美国新闻处在香港投下最多的资源，美国新闻社辖下的今日世界社和友联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作品，这对通过香港这个桥梁，辗转到内地的读者，了解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的作品，起过积极的作用。

第三，两岸作家的中转站，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作家外访，或台湾作家访大陆，因为当时还没有直航飞机，都是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我记得中国大陆出访美国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是由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党委书记冯牧带队的，作家的成员还包括张洁，蒋子龙等等，经过香港转美国，是由我接待的。1979年，轰动中外的海峡两岸作家，在美国爱荷华，自从1949年第一次见面，大陆作家萧乾、毕朔望的往来，也是经过香港转美国，或者后来回北京的，之后艾青、王蒙、丁玲、吴祖光等等，都是经过香港到海外的。香港还为海内外作家提供丰富的发表源地。比如我当时编辑的《海洋文艺》，《海洋文艺》是1979年创办的，到1980年结束。1978年中国内地开放之后，被埋没了已久的老作家，纷纷得以解放，这期间，《海洋文艺》刊载很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如沈从文、吴祖光等等，诗歌方面还有艾青、舒婷的作品等等。

第四，香港是率先整理大型文库的一个地方，中国内地刚刚开放，反映大陆现实题材的，当时百废待兴，“伤痕”文学风靡一时。但是，对于整理古代近代的文学工作，却少人问津，所以我们当时利用内地的资源和香港的出版优势，策划了很多套文库。从1980年到1991年，我当时负责香港三联书店编辑部，一共策划编辑出版15套文库，其中1980年，我们和广州发行出版社合作出版《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准备整理一套《世界华文文化大观》，先是化整为零，最后配零成套。我们先后策划与内地的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历代诗文选》、《历代散文选》、《现代中国作家丛书》、《香港文丛》、《台湾文丛》、《海外文丛》。1991年我开始负责主编明报月刊了，拨出大概四分之一版面刊登海内外文学作品，余光中先生跟贾平凹先生都曾经登过不少文章。明报月刊是金庸1966年创办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金庸恐怕中华文化受到了摧毁，所以他创办了文化杂志《明报月刊》，希望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明报月刊》在两岸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当时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初的伤痕文学，陈若曦写的如《大青鱼》、《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都是七十年代在《明报月刊》发表的。至于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在台湾《联合报》连载，也因政治原因被腰斩，也是后来在《明报月刊》全文登载的。不管怎么样，香港从40年代到现在，肩负着中外两岸文学交流的桥梁，它的地位的重要性，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后来我们还策划了一套《2000年文库》，我当时还筹办了一套《世界华文文学精读文库》，我们请了海内外20多个学者专家组成了编委会，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有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他们组成了一个28人编委会，选了50个海内外华人作家，以票数最多为准，其中包括余光中先生、贾平凹先生等等，都选在里面了。在这里我顺便一提的是，贾平凹先生的《浮躁》曾经获得美国美孚飞马奖，当时是1991年10月在香港颁奖，是我代表香港作家联会，颁发给贾平凹的。

第五点，香港是华人文学的交汇之地，三四十年代为了逃避战争以及拘捕，不少进步艺术家作家南来香港避居，这些作家有很多都很有名的，比如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张爱玲等等，南来作家还包括读者最多的金庸等等，后来在香港长居的刘以鬯、叶灵凤、曹聚仁等等。海内外知名作家经常在香港讲学，参加文学活动。40年代，鲁迅著名的演讲《无声的中国》，就是在香港女青年会演讲的。内地大概在1991年，在曾敏之、刘以鬯及本人的倡议下，曾发起在香港成立「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并在香港举办了成立的筹备会议，当年的中文大学校长、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高锟，曾亲自在筹备会议上致辞，认为在香港组织「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是适时和具深远意义的。后来这个年会，在2006年10月份，在香港才正式成立。在2007年我们出版了大型文学杂志《文综》季刊，发表了海内外华人作家的作品。2005年我们成立了世界旅游文学联会，我们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华人旅游文学学术国际研讨会，凝聚了海内外学者、专家、作家一百多位。我们在四年前，成立了香港世界文艺研究联会，每两年举办两岸四地及海外作家、研究专家的研讨会，余光中先生也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香港是非常特殊的，自从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以后，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言论出版、信仰，还是相当自由和开放的，所以，它还是可以左右逢源，可以葆有它的文化桥梁和窗子的作用。诗人艾青曾经说过，华人文学不但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非常丰富的传统，华语是表现力极强的语种。华文文学可以和世界最优美的文学比拟，他说文化像水、像空气是会流动的，文化在交流中产生影响，只要善于吸收，善于借鉴，就会发扬光大。

最后，我想引用余光中先生在两岸四地文学研讨会的一句话，我们有责任来维持中文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