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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智敏仁:华山论剑中的中国精神
发布时间:2013/8/7 点击数:741
文/马相武   本文出自《华山论剑与中国精神》一书
 
一、勇智敏仁与华山论剑的基本精神
华山论剑,本来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华山比武的两个重要情节,以及华山比武的一种名称或说法。在他的另一部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再度讨论华山论剑,调整评估武林天下江湖排名排序,修订所谓武林新“五绝”。后来被人们引申到日常生活和包括体育、技能、文化、科技等许多领域中的比赛、比试、论辩、争鸣、评估和评定。它原先是一种武林顶尖高手之间的公正公开的、光明磊落的、堂堂正正的比试较量,各路高手往往代表着武林诸多门派,比赛往往具有权威性甚至唯一性和传奇性。它实际上是武术、武功、武林和武术比赛的最高级别和最高境界。如果武功比试是这样,其他各种各样的比试也是这样的话,那就符合华山论剑的基本精神。华山论剑的这种精神及其小说描写,反映了今人或作家对于古人、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美好想象和光环投射,肯定了对于理想主义的自由境界和武侠理想人格状态的追求。
“勇、智、敏、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但也与佛家、道家以及民间文化包括民间崇拜、民间伦理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它也是以华山论剑基本精神体现的武侠精神的核心内容,一般而言,它也是中国精神的政治的或伦理的范畴。如果文学意象凝聚了这种勇智敏仁的武侠精神,那就是它们最集中体现在剑之中,又尤其是武侠剑之中。换言之,剑就是武侠精神的集中凝聚,也是主要的武侠象征和武侠文学意象,也可以说剑是“勇、智、敏、仁”的物化形态和实践途径。
而且,在历史上,在文化和文学中,剑和华山峻峭密切联系,剑和武侠游侠密切联系,剑和武侠、战争文学文化密切联系,剑与中国精神密切联系。由此更加增添了剑的神奇色彩和文化内容,当然也增加了武侠文学的文化魅力。我们说,攀登华山、征服华山乃至华山论剑本身,就都需要勇智敏仁的精神。
华山,古称“西岳”,因其深处秦岭山脉之中,山势地位独特,而成为著名的五岳之一。关于华山的记载,几乎与以历史著述代表文明成果那样打破蛮荒的沉寂而横空出世一样古老悠远。最早述及华山的古书,据传是《尚书•禹贡》篇,但最初华山叫惇物山。后来华山又叫华不注山,与鹊山隔黄河相望。华山名称的变更说明地质地理的变化、世事的变动和文化的变迁。华山被称为西岳与东岳泰山并称,最早见于《尔雅•释山》一书。西岳这一称呼的典故渊源,来自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华山在东周京城之西,故名。华山自古以奇险著称,而奇险又恰与佩剑相伴。武侠游侠也都需要通过冒险猎奇来争取新的生存空间,适度超脱尘世,向往人迹罕至的华山那种巍峨峻峭,那种神秘莫测,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华山自远古以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远离尘世和朝廷,自当与其险峻有关。由于秦王朝建都咸阳,西汉王朝由于华山险峻无路,导致唐代以前很少有人登临。即使彼时历代君王祭西岳,也都是在山下西岳庙中举行大典。换言之,华山论剑是随着华山文化的积淀以及武侠攀爬的增加而出现的。《尚书》载,华山是“轩辕皇帝会群仙之所”。语焉不详。但是上到人迹罕至的华山去“会群仙”,足以证明轩辕皇帝绝非等闲之辈,也足以证明华山之神秘魅力绝非一般寻常山丘可比,这些却是毫无疑问的了。《史记》载,黄帝、虞舜都曾到华山巡狩。据记载,秦昭王曾命工匠施钩搭梯攀上华山。魏晋南北朝时,尚无通向华山峰顶的道路。也就是说,此前人们即使希图登顶也只能是望顶兴叹。真正实现登顶梦想,恐怕只有到了唐朝之后。唐朝道教兴盛,道徒开始居山建观,逐渐在北坡沿溪谷而上开凿了一条险道,形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有了“一条路”,登顶愿望才能够得以落实,那么登顶论剑才有意思。“勇智敏仁”才有必要得以充分施展。华山登顶带来了华山更加丰富悠久的人文历史,历代文人骚客都曾登临此山,并多有咏赞。唐朝诗人李白即有诗句赞此山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他的眼中已经是一派峻秀绿翠。这也令人遐想,大唐后世的登临相对容易,华山论剑盛举,也已经添加了许多华山的峻秀绿翠之美和文人骚客留下的人文景观。
华山既险又奇,险奇相生。险奇之感来自峻峭巍峨。险奇天成和峻峭巍峨,恰是远离尘世的道仙之气缭绕的根源所在和依托之境。一山飞峙,空中楼阁,古松相映,别具一格,山峰秀丽,形象各异,峪道潺潺流水,山涧水帘瀑布,凭添妙趣横生。所以,说起来华山奇险似乎更是道家仙境或是神魔幻境。唐朝诗人张乔诗云:“谁将依天剑,削出倚天峰。”挺拔如削,鬼斧神工。这些从山势巍峨所带来的文化意蕴,似乎又在昭示人们在如剑似削的华山上论剑,切不可将勇智敏仁简单归结为单一纯粹的儒家文化,它至少还与道释两家以及民间文化密切相关。
二、勇智敏仁:剑文化的悠久性与复杂性
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说中国历史由古至今就是一部剑的历史,也不是不可以。我们知道,剑是一种古代兵器,属于“短兵”的一种。在古素有“百兵之君”、“百兵之祖”、“百兵之帅”和“短兵之祖“的美称,在今习惯尊称宝剑,除了战场兵器和近身搏击之器外,许多功能于今得到了发扬光大。由此可见剑作为古之神器圣品,用作佑护象征、权力地位标志以及护身法器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而又由于中国古代的剑的历史和文化最为悠久和最为丰富复杂,可以说,剑在中国古代和传统文化中具有最为崇高的特殊的地位和象征意义。通常人们喜欢将爱剑或极品之剑尊称为宝剑,即可见一斑。其实,一部剑史,复杂和动人之处在于它和士事人世息息相关。剑随人,人佩剑,剑即人,人即剑,剑人合一。因为人复杂,所以剑必然复杂。讲勇智敏仁,其实要归属人剑合一,归属儒佛道以及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精神。而且民间精神实际上是中国精神之中最为核心最为深层的价值。讲勇智敏仁,实际上要看到它的价值渊源不仅在儒佛道,更是在民间文化。从这个意义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武侠小说或武侠历史上的游侠及其人格精神。
剑实际上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始源于殷商以前,相传创自轩辕之时,古有描述:“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据《管子•地数篇》:“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由此可见黄帝与蚩尤,均已制剑为兵。前人所推剑之创始人,自当出生于黄帝时代。黄帝当时尚系青铜器时期初期,但由此推知,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祖”,确可当之无愧。当时剑形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无管筒。古人往往用此剑体插于腰间,割刺兼用,抵御匪患兽侵,可见剑的起初或渊源还是和人身本身更多更直接一些,与个人的生存搏斗以及征服环境获取起码自由或最大自由的关系更多更直接一些,也和草根民间和自由人本身有着始终不解之缘。其战斗、争战、装饰、礼仪和象征功能应该是稍后拓展起来的。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剑已成为主要短兵器,士类必有之佩备。史载当时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冯谖和西汉初年的韩信,即使饥寒交迫,不名一文,仍然须臾随身携带。一方面是护身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衷珍爱、人格寄托、士之符号。说剑是先祖古士的第二生命,其实并不为过。
我们知道,著名的剑或传说的剑在历史上就有无数件柄,它们往往带有许多中国文化的烙印,承载中国精神的轨迹,包含无数典故故事,记载历史人物的生命点滴。即使流传下来的,也有若干件柄令人叹为观止。传说或曾经见于世传的有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纯钧、湛卢、鱼肠、巨阙等史载名剑。春秋名剑龙泉剑,难得尚有一柄藏于故宫,至今锋利惊人,证明祖先能工巧匠在剑的制造和使用上,已经具有很高的能力和造诣,也证明我国剑文化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由古至今,中国的剑在包括形制等方面有了许多变化和丰富。中国古剑有许多种类、功能和名称。大体而言,古代的剑是长条形,前端尖,后端安有短柄,两边带刃的一种兵器,但后来它却演绎无穷,派生功能意义不尽。相对而言,西方古代只有双刃和直形的剑,在西方,刀与剑的区分并不严格,往往刀也被定义为剑的一种。剑既然属于具有锋刃之尖长兵器,而其大小长短,端视人体为标准,是以须量人而定。因此,我们认定剑人相随,剑人合一。而勇智敏仁,自然附着剑人无疑。
剑文化有着在性质和象征不同意义上的复杂性。因此,它既是百兵之君,又是凶兵之首。既是帝王将相权柄重握,又是游侠武士身份、卫护和战斗之必备。到了后来,进一步沦落民间蓬户。
据记载,商代之剑尚属铜制较短兵器类,呈柳叶或锐三角形。春秋战国时期,剑已经演变成为步战主要兵器,不断加长。到了东汉,却又逐渐从战场上退出,更多用来佩带仪仗或习练强身自卫。汉代后铜剑渐被钢铁剑替代,并趋于定型,即剑身中有脊,两侧有刃,前有剑尖,中有剑首,后有茎,茎端设环处称镡,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饰物。到了隋唐,佩剑盛行,尤以唐代最盛,剑多为饰物,借以抒怀亮相。之后剑亦被道教所用,往往成为道士持执法器。而所谓道侠,更是喜欢凭剑说话。
由大唐起,剑之渐渐从战争中消退,剑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当然有其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铸剑已经难以刺穿铁甲。正是唐朝,武士盔甲获得极大发展,史载明光铠、鱼鳞甲等,即可佐证。也就是说,剑的战争功能已经进一步消退,礼仪装饰功能却获得极大提升。       
三、勇智敏仁:武侠文化与儒佛道融汇
“一语之艳,见之色飞;一事之奇,聆者绝倒。——为世人消忧破梦之一助也。”清光绪年间刻本《续剑侠传》序中如许寥寥数语,却已点破古往今来世人如此痴迷侠客故事的心理基础和根本原因,原来侠客文学语艳事奇,消忧破梦,令人色飞,甚而绝倒。
剑侠,或称侠客、剑客、侠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由行走的群体,也是特殊的人物。挟带着英雄气概和武士言行,由于行侠仗义,打抱不平,或执意孤行,意气用事,超越于社会规则和法律道统,往往获得社会高度关注和民间敬佩寄托。唐代诗人李白曾经借诗崇尚侠客精神,他的《侠客行》诗高度赞扬侠客“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剑侠故事堪称武侠小说之前身,从唐宋到晚清的笔记、小说中就有许多剑侠故事,它们展现了古代剑侠的精神和风貌。而之后出现的武侠小说分旧派和新派不同。即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王度卢的《卧虎藏龙》等为代表的旧武侠小说,以及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此后迄今,又大量涌现出年轻的武侠小说作家。
从旧派到新派武侠文学,都归属武侠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人历史文化和集体心理的积淀、折射和反映,有着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武侠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有着很深的基础,甚至发挥着一定的支撑作用。
武侠文化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就必然和儒、道、佛思想发生联系。其中儒家在主要由三家组成的传统文化中,由封建王朝定尊为正统文化。武侠文化蕴涵了这三家文化内容,也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技艺、医学、兵法等文化内容为核心价值和知识构成。武术武侠文化也包含许多宗教文化内涵,其中尤其是包括民间宗教成分。
“武侠”天生是更加贴近民间的。自从有了这个自由群体,它的生活空间、狭义表现就比较多地发生在民间或平民阶层。武侠伦理在思想构成上是非常芜杂的。其中吸收了儒释道和民间伦理,即所谓“情义伦理”。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得很好:“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家、道家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
虽然剑侠故事早于武侠小说,但现代武侠小说的产生要比较晚近一些。差不多是在儒佛道文化兴盛以后了。儒、道、佛哲学和文化带给武侠文化和武侠群体以巨大变化。特别是对社会、人生、人本、人性、人心、灵魂、自然、精神、世界和宇宙等问题,发生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最提倡的是“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对武侠江湖和武侠伦理产生较大影响。通过社会实践和武侠文学阅读,它们对于中国精神的民间导向作用是比较大的。儒家伦理道德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确立“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标准,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所谓中国精神的关键词。
作为武侠,他可能偏重道家思想,也可能偏爱儒家思想。简单而笼统地说起来,道家可能比较多地要求“独善其身”,从行为准则到人生理想,都特别追求人生的永恒自由乃至长生不老。而儒家更加强调“兼济天下”。这在不同思想倾向的侠士身上有类似的体现,而各有具体的有侧重的要求。在善恶面前,在人伦人事面前,在为了高度价值观念或理想信念需要牺牲自己的时刻,道教和儒教也有不同要求。道教思想会要求武侠更多地讲究性情之道和虚静无为之道,采取超越远离、隐忍隐身或回环周旋姿态,保全独立人格,无为而为,而非更多地直接牺牲而舍生取义。因此我们看到许多武侠就像令狐冲,往往如同隐士一样自我放逐。所谓笑傲江湖,留取自我真性情和自由自在人格人生状态。而佛道的宇宙观、修炼法术也极大地渗透或影响到武侠的武功内部,佛道的人生观甚至直接影响武侠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身心功三方面的修炼方法和内容。所以,武侠所谓勇智敏仁的人格精神,也会染上三家传统文化不同的文化色彩。换言之,所谓中国精神在具体体现发挥的时候,也是各有侧重,各有特色。这源自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和武侠人格的复杂性。绝对的统一的单纯的中国精神,事实上是难以存在的。
(马相武,长期从事当代文化研究与文艺评论,出版《二十一世纪文化观察》《旋转的第四堵墙》等著作多种,出版编著十余种,发表《论文艺原创性》等学术论文多篇。1991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教研室主任、华人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等职务。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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