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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精神
发布时间:2013/8/7 点击数:802

中国的传统哲学,最关注人的情感活动,并将其纳入伦理的范畴来看待。情感活动的异常丰富,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就人类自身而言,忧伤抑郁也好,豪放旷达也好,这类极端的情感活动固所有之,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年代里,或某些特定的群体中,时或表现得夺人眼目而突兀不凡,但能薪火相传数千年延绵不绝,并赖以构成华夏民族主体伦理旨趣的,则另有精义。大致而言,可以用四字概之:勇、智、敏、仁。其中“仁”是首则,所余三者,互为关联。高人雅士,衡之以自励,持之以修身。而能将此三者荟萃于一身的,此人必在历史上克享大名。
先从“勇”谈起。

“勇”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一般将其理解为行为活动,而实则不然。许慎《说文解字》:“勇,气也。从力。”此处“从力”,即指“甬”下之“力”。段玉裁则进一步考索,颇为精当,且看段氏《说文解字注》:“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力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
可知古人初造“勇”字,从心而不从力。归纳二说,可得结论如此:勇者气也,气生力也,力而至心,辄生勇也!

气为抽象之物,心乃精神思维,而精神思维包含了情感活动,由此即可明白,勇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活动,气不至则力不达,心不至则勇不生,“勇”是要受“心”去支配的。

既然如此,“心”(精神)的高下,就决定了“勇”的雅俗。对此诠释得最为深刻的,莫如宋朝才子苏东坡。我们且看他在《留侯论》里怎么说: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中国历史上,凡能称为“天下大勇者”的豪杰之士,必有人所难及的“过人之节”。这个所谓“节”,坐而论之甚易,起而行之甚难,而其难易的判定,就在于精神境界的高下。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之辈,亦能逞其一己之勇,但那不过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罢了。项羽以八千子弟,起自江东,不旋踵间,灭强秦,霸西楚,彪悍如此,不谓不勇。然而当垓下之战,欲以一乌骓,一铁戟,冲荡汉军,而不思忍一时之辱,重回江东,积蓄力量,待时而起,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徒以横剑一刎,薄留虚名,其智术与区区一乌江亭长相比且不如,则对其称为鬼雄,自无不可,而颂以人杰,就未免过甚其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精神的“勇”,并不是一个独立成体的概念,《论语•子罕》:“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将“智、仁、勇”三者相提并论,谓之“三达德”,这是深契哲理的。按照儒家的理论学说,“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以仁的义项为核心,扩展牵连,层层包裹,形成了一个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众义环绕,密如水乳的完整体系,“勇”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义项而已。而项羽行事,摈弃众义,一勇独逞,精神境界孤陋残破,志向既不远,所挟持者也不大,身处绝境,尚不知反躬自省,乃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作譬解,其不智如此,焉能克当“天下大勇者”的人杰之称?倒是当初辱身相从、曾在项羽手下作过“执戟”郎的韩信,他对项羽的评价最为中肯:“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说到韩信,正可与项羽做一对比。当其青年落魄之时,屡遭冷遇,处处白眼,连淮阴市井的屠户恶少都敢当面折辱他:“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面对“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的两难选择,韩信沉思良久,最终选择了为凡夫俗子所耻笑的钻裤裆。然而“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就是这样一个能忍人所不忍的钻裤裆的小青年,一朝风云际会,登坛拜将,任左丞相,封齐王、封楚王、封淮阴侯,王侯将相,集于一身,扶汉灭楚,历百战而无一败绩,成了中国历史上不世而出的赫赫战神。一生百战无敌手,当年却能承受胯下之辱,天下大勇者行事如此,盖以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百战不殆足称勇,忍辱胯下可谓敏。敏者,聪明也。假如当初受辱之时,即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固可手刃恶徒,以泄一时之愤,而论法以命抵命,则胸罗兵机的军事杰才,与鲁莽无知的屠户恶少,同殁市井,墓木共拱,岂非不智之至?

如此看来,匹夫之勇的“勇”,实“不足以为勇也”!凡大勇之人,必有大智,故成语用“智勇双全”以喻其人。“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这是李白歌咏张良的诗句。张良以韩国的贵介公子,国破之际,毁家纾难,重金结交沧海客,博浪一击,天下震骇,从此拉开了各路豪杰纷纷起而倒秦的序幕。而一击不成,乃为天下苍生而惜身,潜匿下邳,韬光养晦。猝遇黄石老人“夜半桥头呼孺子”,犹能折节辱身,虚衷受教。至此,张良以韩国公子,华丽变身,卒成“指挥楚汉如旋蓬”的一代人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数年间,定国安邦,佐刘邦成一统之业,天下偃然,百姓乐业。是知张良不仅集大智、大勇、大敏于一身,也是汉初第一大仁之人!宋朝范仲淹《岳阳楼记》:“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欤?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欲与携手同归之人,除了张良,其谁堪以当之?

谈到这里,还要再次说说“过人之节”。韩信也好,张良也好,二人之所以称得上“天下大勇者”,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具备了“过人之节”。苏轼说的“人情有所不能忍者”,是对“过人之节”的最好注解,说到底,就一个字:忍!韩信不忍则无韩信,同样的,张良不忍,焉有留侯?苏轼《留侯论》续云: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以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俾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苏轼的见解,毕竟高人一等。在李白看来,张良收买义士,刺杀秦王,乃是英雄之举,而在苏轼看来,不过荆轲、聂政一流的匹夫之勇。英雄与匹夫的差别就在于能忍与否。黄石公是个世外高人,有鉴于此,乃三约三爽,居傲鲜腆,故意“深折辱之”,而张良独能放下千金公子的架子,毕恭毕敬,亲为拾靴着履,毫无怒意,此即苏轼所说“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经此折辱,张良便具备了“天下大勇者”基本修养,其为人杰,所来有自。照此来看,“忍”之一字,大有哲理,《管子》曰:“四时能变谓之智”,“忍”便体现了一种应变能力,是一种规格极高的大智慧。忍一时之辱,成终生之志,具有这样大智慧的人,史上无名,难矣哉!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哲学的民族,三坟五典,先贤范例,无不蕴涵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原理。这样的民族,以勇、智、仁、敏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精神。这样的民族,虽然饱经忧患,而能深自韬晦。这样的民族,面对列强环伺,种种屈辱,犹能赫然独立,后来居上。这样的民族,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放异彩,难矣哉!
(王立群,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出版有《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等学术专著。200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王立群读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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